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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银行理财资金所投的大量期限较长的存量资产，在回表额度有限的情形下，可通过股权、债权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，为保险资产管理提供长期资产。在长期资产管理上，双方可以加强合作。二是相比银行，保险资管机构具有股权投资能力优势，具备成为扩大直接投资、增加股权投资、降低宏观杠杆率的中坚力量。在股权投资管理上，双方可共同服务实体经济。

4、【长生公司向山东高院申请再审，山东高院提审支持了长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，撤销原判，长生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】2016年9月12日作出（2015）鲁民提字第614号民事判决，撤销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3）潍民一终字第265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（2013）青法民初字第683号民事判决，长生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9岁的刘仁静被推到历史的前台，选他当代表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他英文好，可以给马林当翻译。刘仁静是一位“高开低走”的悲剧性人物，人生之路一波三折。从17岁起，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，接着成为托洛斯基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6年，被国民党关押了2年，出狱后为谋生又投靠国民党12年。刘仁静参加了中共“一大”，却退缩躲过了中国共产党最激昂壮烈的拼搏奋斗。

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“一大”代表中显得很“孤单”。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都是两人，唯有旅日党小组，只派了周佛海一个代表参加“一大”。也难怪，当时旅日小组是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中最小的一个，成员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统两人。周佛海在旅日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，动机并不像其他“一大”代表们那样怀着救国之志。他在回忆录中坦言，自己在中学时就是“一个不安分的青年”，从小的志向是“将来一定要入阁”。不过，“一大”之后，周佛海很快就发现，跟着共产党不但“入阁”梦远，而且还有随时掉脑袋的风险。于是，1924年，周佛海脱党而去，最终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首鼠几端、反复无常的跳梁小丑。

埃塞克斯警察局侦探总督查马丁·帕斯莫尔说，这些尸体中“只有很少、很少的身份证明”，希望通过指纹、牙科记录和DNA，以及朋友和亲属提供的照片来确认死者身份。帕斯莫尔说：“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身份。但目前，我将尽我所能地重点关注越南人社群。”

上世纪20年代，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，附近有不少农田，环境比较僻静，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。会前，组织者们本来打算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——在不同地点开会，可是苦于合适场地难寻，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。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，坐在李汉俊家一楼餐厅长桌子旁的代表们，大概谁也没想到，那一刻将会影响中国今后近百年的历史进程。